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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002」周小川谈碳减排:碳市场本身就是一个金融市场,会发展金融衍生品

来源:股票分析 作者:佚名 浏览量:198

11月25日,博鳌亚洲论坛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出席“2021年金融经济年会:预测与策略”并发表演讲。他谈到了如何如期实现碳减排和碳中和的五个方面,以及中国面临的挑战。

周小川说,从任务分解和检查的角度来看,相对于其他很多经济任务,二氧化碳排放更难衡量和检查。因此,在“十四五”计划中,已经提出要更加努力地开发和利用碳市场。

如何实现碳减排和碳中和?

中国靠什么实现碳减排和碳中和?

周小川说,这个问题十几年前就有过争论:是主要靠行政任务分解,还是靠市场的价格激励机制?当然,两者可以适当结合,但必须明确协调关系。

在他看来,中国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还有40年,但任务非常艰巨。另外,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大量的投入,投入需要一个周期才能看到结果。同时,对于中国来说,碳排放占世界的比重接近30%,单位能耗和单位碳排放都很高,基数也很高。

乐观的一面,周小川指出,相关技术在不断创新,逐渐成熟。他强调,过去仅靠传统的任务分解方法难以完成碳减排任务,缺乏激励机制往往导致任务无法实施。同时,取决于任务分解和分配,最终上报的数字往往不真实。此外,从任务分解和检查的角度来看,与许多其他经济任务相比,二氧化碳排放更难测量和检查。因此,在“十四五”计划中,已经提出要更加努力地开发和利用碳市场。

周小川表示,碳市场要实现合理的价格,首先要对总量进行封顶,碳配额要在封顶条件下进行交易,这样才有形成价格的正规条件。目前我国未来几年的碳排放总量还没有逐年确定,这涉及到未来40年总量如何确定和计算,从现在到具体目标过渡到哪一年。一般来说,总量控制是逐渐收紧的,可以是直线排列,也可以先放松再收紧,或者先收紧再放松。

“总的来说,我们的工作仍然落后,这与资本市场多年来的偏差有关。”周小川回忆说,大约十年前,中国认可的减排任务强调按照GDP增长比例承诺比例排放目标。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与总指标相矛盾,还不如认为总指标模糊,这是过去历史形成的缺陷。

周小川说,设定总量指标后,在分配总量时,前期要考虑到目前的生产和技术路线。一开始分配一些自由配额,后来自由配额逐年减少。这是一个过渡过程,这个过渡过程的设计也很重要。特别是,这必须是一个可信的过渡进程。中国计划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可以假设这是可以有条件实现的,应该是向前驱动,有条件地向前驱动。不然中国未来30年的任务可能太重了。

“一些地方和机构很早就积极发展碳市场,在国内一些地方已经建立了一定规模的碳市场,比如天津、广州。同时,碳排放也进行了交易,产生了交易价格。”周小川说,这些碳市场与中国未来的大市场有什么样的关系也需要讨论。如果每个市场设计不同,总量封顶依据不一致,中间没有连通机制,碳排放价格可能会有所不同,不利于整体工作的推进。

“我们应该高度重视激励机制,即碳排放配额的价格或碳税的税率。同时,要有明确的价格形成机制和这方面的量化计算规范,设计如何通过市场来落实全部工作,”周小川说。

有必要向参与者提供可测量和计划的参数

周小川说,要完成碳减排和碳中和任务,国民经济中相当一部分行业、机构和企业需要参与,必须先“抓大头”。也就是说,能源行业,尤其是发电行业,必须大幅提高电能的比重,淘汰发电中的化石能源。另外,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头”。

此外,要在2060年真正实现碳中和,还会涉及到建筑材料等很多排放量适中的行业和机构。如果使用更多的钢筋混凝土,生产中的能耗会相对较大。再比如建筑的保温。所以这些都要详细衡量,要用参数来衡量,机构要发布参数,让所有参与碳排放的机构都可以被衡量和规划,这样才能更好的实现目标。

周小川认为,需要权威机构给出碳捕获和碳沉积的相关参数。因为减排或者吸收的量可以直接在市场上销售,赚取收入,当然这样的权威机构不一定是政府机构,一些专业的咨询评估机构也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周小川强调,目前很多机构和行业都不清楚应该用什么参数和计量方法来计算。大多数参数不是通过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来测量的,而是通过生产方法和工业方法来测量的。有了这些参数,才有配额数量和配额增量,碳交易才能产生合理、稳定、可预测的价格。

下半年要注意碳捕获、碳沉积、碳吸收

清华大学能源与环境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显示,从2019年到2060年,化石能源在能源中的比重将从85%下降到13%,核能将从2%上升到19%,可再生能源将从5%上升到53%。这种巨大的变化需要大量的投资,因此投资分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周小川说,即使到了2060年,按照上面的计算,化石能源仍然会占到13%,其中煤炭会减少一点,天然气和石油仍然会有一定的比例。

“当然,这个计算是不允许大家讨论的。简而言之,在所有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将化石能源和其他碳排放完全减少到零将是非常困难的。也就是说,那些很难降到零的碳排放,以后可能就需要指望了。碳吸收、碳沉积等技术来中和它。”周小川提醒,上半年要重点发展可再生能源等碳减排,下半年可能需要更多关注碳捕获和碳沉积,才能在2060年实现净量。

关于绿化种树中和碳排放的问题,周小川强调,要搞清楚参数和计算,搞清楚大气中能吸收多少二氧化碳。

碳税与碳市场的选择

关于二氧化碳排放的激励机制,国际上众说纷纭,主要是采取碳税还是更多地依靠碳排放市场。

周小川认为,碳税虽然简单,但涉及金融。金融要优化配置,把资金用于碳减排、新能源开发、创新性碳吸收,并不容易。从国家层面来说,决策的执行往往遭遇官僚主义。此外,预算需要得到不同级别的批准。获得及时有效的资金支持来支持创新探索往往不是那么容易的。

“目前,许多国家面临高额债务和赤字,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在这种情况下,碳税提供的资金能否完全用于碳减排和碳吸收,就需要质疑了。”周小川说,碳税必须明确界定为目的税,即其收入必须用于特定目的,即明确规定该收入只能用于碳减排。

周小川认为,与碳税相比,碳市场交易对解决上述问题有很大帮助,即使采用碳税,碳税的税率也应该参考碳市场形成的价格。从金融角度来说,碳市场本身就是一个金融市场,需要资金的风险管理和期限管理,并且会发展相关的金融衍生品。

“利用碳市场,会有相应的投资理财产品。首先,一些跨时间的金融交易将随之而来。主要跨期产品是利用未来碳配额收益和未来碳配额期货价格,通过金融市场转化为当期投资,利用未来碳减排或碳沉积所能实现的收益,支持当期投资。”周小川解释说,在投资和投资看到最终效果之前,有很多风险,需要利用衍生品市场来管理整个过程中的风险。这种跨期投资周期相当长,存在各种不确定性。要处理好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风险管理的工具和技能,风险管理主要依靠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容易与碳市场联系起来。应该说,只有利用金融市场,才能做好这一点。

“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比较碳市场和碳税,并讨论与政策选择和公共管理相关的问题。当然,这两种方法也可以结合使用。我觉得可能的结合点是放一些基础的、相对确定的风险相对较小的投资主体。比如可再生能源的部分投资主体是由碳税支持的政府投资完成的,碳税的税率也是指碳市场的价格,以免在碳减排方面给市场不一致的信号和不一致的价格,”周小川说。

他还表示,除了基础项目,碳排放和减排之间的平衡最好通过碳市场来解决。与金融功能相比,碳市场具有明显的跨期业务、不确定性和风险管理优势。

关于跨界地区的排放问题

周小川提到,二氧化碳上升到空中后,理论上是无法区分国界的。从目前全球治理仍以国家为基础的结构来看,存在一些明显超越国界的碳排放,尤其典型的是国际航线上的飞机和国际贸易中的海上运输。虽然他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不算太大,但也有必要考虑在未来实现全球碳中和。欧盟曾要求从欧盟进出港口的国际航线缴纳碳税或购买碳配额,但世界上很多国家抵制。

“我个人觉得,随着全球变暖,全球意识的提高,每个人可能不会比碳税或购买碳配额更贵,但是碳税和购买碳配额的钱可能会交给谁,交给哪个国家,由谁来交,每个国家之间可能会有争议。每个人都想争夺这些收入,在国际上很容易引起争议和摩擦。这也是对我们全球治理能力的挑战。这也要求我们进行管理。

周小川建议,全球碳收入支出中应有适度的多边管理机构,通过多边治理机构及其建立的机制解决跨境碳排放或有争议的碳排放,这些收入最终应用于碳减排、新能源开发或碳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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